昭通市位于云南省东北部，云南北大门，处于云、贵、川三省结合部，中原入滇要塞，是“西南丝绸之路”的要冲，素有“锁钥南滇，咽喉西蜀”之称谓。也是云南北上中原巴蜀、东下华东上海的桥头堡。具有政治、军事、经济方面的战略地位。昭通市面积2.3万平方公里，现辖昭阳、鲁甸、巧家、镇雄、彝良、威信、盐津、大关、永善、绥江、水富11个县区，其中威信、镇雄、彝良三县为全省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老区县。昭通居住着汉、彝、苗、回等23个民族，2006年底全市人口540万。

昭通的开发历史悠久，是云南境内的人类文明三大发祥地之一，1982年在昭阳区北闸过山洞内，发掘出一枚人牙化石，经鉴定，距今5—10万年之间，即旧石器时代后期，属“新人”类型，是“新人”阶段最早的人类化石，学术上命名为“昭通人”。昭通有文字记载的历史已达2200多年。夏商时期属梁州境域，西周时划为要服地，每年承担岁贡，春秋战国时期为沟通与滇中一带的联系，秦孝文王元年（前250）蜀郡太守李冰主持修通了“僰道”（今四川宜宾市至昭通市的驿道）。秦始皇帝二十六年（前221），派常安页“略通五尺道”，道路宽五尺，加宽“僰道”，从宜宾——朱提（昭通）——建宁（曲靖市），全长千余里，在朱提境内置犍为郡，辖朱提（昭阳区），南广（镇雄）、堂狼（巧家、会泽、东川）等县。西汉时期，今鲁甸县龙头山一带乐马厂所生产的“朱提银”全国闻名，且生产量巨大，近代以来在中原一带都有出土，元、明、清年间，“朱提”二字成为中国白银的代名词。清乾隆、嘉庆年间，乐马厂白银产量居全国之首，一度称为“银都”。唐贞元十年（794），御史丞袁滋奉使南诏，在盐津县豆沙关（古称石门关）勒石铭崖，记述出使南诏盛况，题记122字于石壁上，即“唐袁滋题记摩崖”，现为国家一级文物。

（一）昭通早期党、团组织的建立及其活动。

1913年春，昭通建立了云南省立第二师范学校。1917年改名为省立第二中学，后改为省立昭通中学。在这所学校内，一直有思想进步的教师对学生进行启蒙教育，昭通的学生运动，大多由该校师生发起，是全区学生运动和进步思想传播的中心。

1941年，进步教师戴仁甫受聘到省立第二师范任教，他介绍《新青年》和其他进步书刊给学生们阅读。对学生进行革命的启蒙教育，昭通早期的一些先进分子，几乎都是在他的影响下走上革命道路的。

五四运动后，省立二中响应省“学联”号召，成立了“昭通学生爱国联合会”，选举二班学生刘千祺（寿安）任会长，学生王启瑞、浦光宗、姜穆清、杨恩波等为成员。这是昭通最早的学生组织。“学联”组织学生走出校门，举行游行示威，街头讲演，开展反帝、反封建活动，推动了广大青年学生的觉醒，同时，也教育了广大群众。

1925年，“五卅“惨案发生后，激起了昭通学生的反帝爱国热情，各校学生联合组织了“昭通学生联合会”会长赵师孝（二中六班学生），联合会组织学生游行示威，街头演讲，揭露日、英帝国主义在上海屠杀中国工人和爱国群众的罪行，宣传抵制日货，并捣毁了英美烟草公司昭通分公司，砸了公司的招牌，这些活动激发了昭通学生和各界人士的反帝爱国热情。

1927年，由于受大革命浪潮的影响，一些进步书刊在昭通学生中传阅，其中有《共产主义ABC》等，通过对这些进步书刊的学习，加深了学生们对共产主义思想的理解，激发了他们寻找党组织的想法。

1928年春，中共党员胡光和（后叛党）受省临委的指派，到昭通发展党员，介绍查宗藩（后叛党），费炳入党，查、费又介绍联合师范的黄际春（后脱党）、二中的彭寿熙（后脱党）入党，这是在昭通发展的第一批党员，并建立了昭通第一个党支部。10月省临委派党员赵师孝到盐津工作，介绍马冰清（女）、马华英（女）、王祚霖（女）、赵仁寿（女）入团，建立了昭通第一个团支部。

昭通党组织建立后，省临委先后送来一批书刊：《共产党宣言》、《共产主义ABC》、《中国革命论文》（周恩来、蔡和森、恽代英、肖楚女、陈独秀等的文章）、《响导》、《布尔什维克》、云南党刊《斗争》、密写的中共中央“八七”会议通过《中国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告全党党员书》、中央和省的几个通告及一些进步文艺书刊等。这些书刊和文件在党员和学生中广泛传播，扩大了党的影响，宣传党的主张，很多青年从此走上了革命道路。1930年，由于省委遭到破坏，昭通党组织与省委联系中断，革命活动和学生运动处于低潮，但党员的活动并未停止，为昭通党组织的恢复和重建创造了条件。

（二）云南反日义勇军第一师第四、第五路军在昭通的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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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9年冬，根据云南省临委的指示，成立“云南救贫义勇军第一师”（“九一八”事变后改称“云南反日义勇军第一师”），义勇军由中共会泽中心县委书记蒋开榜任师长，会泽设立司令部，下设八个路军、其中第四路军由杨伟贤（彝良人）任司令，活动于川滇交界地区的彝良、威信、镇雄、兴文等县；第五路军由王兴书（彝良人）任司令，活动于昭通彝良、大关、盐津等县的部分地区。

第四路军反日义勇军司令杨伟贤，曾在国民党军队中担任过副团长，在北伐和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接受革命思想，加入了党的组织，他曾参加“松沪抗战”，后因为告密“偏共”，请假回云南，接受了中共会泽中心县委任命担任第四路军司令，在彝良联络军界同仁拉起了武装，在川滇边境一带活动，杀富济贫，在彝良东部，镇雄西部一带山区留下许多传说，后在滇军和反动地方武装的多次合力“围剿”下突围分散活动。杨伟贤后到川南寻找到党组织，建立起一支游击队，为尽快扩大武装，策反滇军中有进步思想的镇彝威剿匪指挥部营长范敬章部弃暗投明，范答应了杨的策反，答应将部队拉出，因人告密，范被逮捕关押于镇雄监狱。范被关押后，杨伟贤采用“围魏救赵”策略，将驻镇雄的滇军引出辙回昭通，派另一部围攻镇雄城，打开监狱，救出了范敬章。此役缴枪200余支，大闹川滇边境。1993年11月，游击队又奇袭了牛街分署，惩处了两个牛街作恶多端的地霸，后在滇军12个连的包围攻击下，游击队失败，杨伟贤被迫转移到四川南部一带活动。

第五路军司令王兴书，1932年前往东川参加中共会泽中心县委召开的秘密会议，被委任为司令，并授予了“第五路救贫义勇军总司令部”印章、旗帜、章程等。回到彝良后，他利用宗教为掩护，在大关、彝良、盐津等地揭露国民党反动政府对人民的残酷剥削和压迫，以及宣传救贫义勇军打富济贫、解除穷人被压迫、被剥削的主张，串联和发动群众秘密组织他们参加义勇军，经过王兴书历尽艰辛，在彝良、大关、盐津的周边地区秘密组织了数百人的队伍。1933年冬，为解决义勇军的武器装备问题，王率领100多人潜入彝良县城，准备夺取县政府警备队的武器，因部分首先进入县城的人员在饭店吃饭时不慎将义勇军的旗帜暴露，遭国民党地方武装围捕，王兴书命令全部队员辙出县城，到深山密林中隐蔽，待时机成熟，再行暴动。义勇军的旗帜暴露后，彝良县政府一面将情报逐级上报昭通专署和省政府，一面派出大批军警对救贫义勇军进行搜捕，大批队员被捕入狱，国民党云南省政府通令东昭各属机关严加防范，彝良县政府悬赏200元缉拿王兴书首级。

1935年2月，中央红军长征进入威信地域，为配合红军北上抗日，王兴书积极筹划，秘密联系各地队员，制发旗帜、宣言、符号，筹措干粮，计划于4月5日（农历三月初三）以劝道为名，召开龙华会，举行武装起义，夺取国民党地方武装枪支，扩大武装，参加红军北上抗日。不慎被彝良县政府密探侦知，将起义计划密报县政府，4月2日，彝良县政府召开军事联防会议，部署围剿救贫义勇军，并函请大关县政府派兵协剿，于4月4日晚封锁了各个关隘路口，集中兵力于天亮时向义勇军各聚集地发动攻击，各个击破，将义勇军围住，收缴了义勇军印信、旗帜、符号、枪支弹药，王兴书不幸被捕，在敌人严刑拷打面前坚贞不屈，英勇就义。

第四、五路义勇军的斗争，唤起了昭通边远山区人民的觉醒，宣传了党的主张，播下了革命火种，在昭通人民武装反抗国民党的斗争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

（三）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长征途径昭通和“扎西会议”

1935年1月下旬，中央红军遵义会议决定的北渡长江的计划受阻，土城一役又失利，中央和中央红军才转向滇黔边区，于2月4日进入昭通市威信县域，于2月14日离开，前后共11天，这期间，川、滇、黔国民党军分几路向红军压缩过来，战斗频繁、军务紧迫，中央红军进入昭通威信县在向扎西镇集结的途中，中央政治局5日在水田寨花房子，6日—8日在大河滩，9日在扎西镇，连续召开会议。因为扎西是会议结束的地点，又是威信县城，所以当时中央首长的电文，后来众多老红军的回忆和专家学者的论文，都称这几次会议为“扎西会议”。“扎西会议”是继遵义会议以后在长征途中召开的一次非常重要的会议，是遵义会议的继续与发展，内容十分丰富，一是完成了“常委分工”，由洛甫代替博古在党中央负总的责任；二是重新开始实施对中央苏区和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的领导，对当时急需解决的军事路线、组织领导、白区工作等重大问题作了部署；三是根据敌情变化改变了中央红军新的战略行动方针；四是讨论通过了“遵义会议决议”（即《共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决议》），拟定了“决议大纲”（即《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总结粉碎五次“围剿”战争中经验教训决议大纲》），并在红军中传达贯彻；五是研究部署了红军的精简缩编问题；六是作出了回师黔北，重占遵义的重大决策；七是作出了成立中共川南特委和组建中国工农红军川南游击纵队的决定。“扎西会议”决定洛甫代替博古在党中央负总责，实际上是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召开的第一次重要会议，这次会议作出的一系列重大决策，在党的历史、军史上都具有十分重要的历史地位。

（四）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六军团长征途径昭通

1936年春，中国工农红军第二、第六军团在贺龙、任弼时等红军首长的率领下进入乌蒙山区，3月6日，红二、六军团从贵州赫章野马川、以则河、法冲北上进入昭通地区彝良县城，驻寸田、坪地、奎香一带，红军在奎香设总指挥部，部队分驻30多个自然村寨。在驻地附近召开群众大会，组织群众，镇压罪大恶极的土司、地霸，没收地霸、土豪的粮食、财产分给穷苦群众，当地人民群众为红军当向导，使该地区域成为红二、六军团回旋乌蒙的临时根据地，红军以奎香为中心，3月8日袭击了追兵樊嵩浦部，歼敌300余人，缴枪200余支。3月9日，红二军团出兵镇雄花山，一举突破敌郝梦龄、万耀煌设于广德关的防线，二、六军团主力顺利地通过了一、二道堵截线，军直机关进驻牛场。12日，贺龙、任弼时在以萨沟指挥部在哲庄坝设伏，将万耀煌纵队截为几段，激战一天，敌军伤亡120多人，俘敌200余人，缴获弹药300余挑，轻重机枪7挺，长短枪数百支。纵队司令万耀煌几经挣扎，侥幸逃跑。17日，红二、六军团全部进入威宁县境，离开昭通地域，红二、六军团在昭通彝良、镇雄一带以少胜多，与十倍于已的敌人周旋，主动出击、跳出重围西去，彻底摆脱强大敌人的围追堵截，这就是举世闻名的“乌蒙回旋战”。

（五）红军川滇黔边区游击纵队云南支队的艰苦斗争

在“扎西会议”上，党中央组建了“中共川南特委”和“川南游击纵队”留下400余干部战士在川滇黔边境开展游击战争，开辟川滇黔边苏区，1936年“纵队”失败后，殷禄才领导的“云南支队”继续坚持斗争，活动于川滇黔交界处的广大地区，部队一度扩大到1000余人，先后击退了敌人多次“围剿”，一直坚持斗争到1947年3月，支队被国民党调集重兵和10多个县的地方武装进行联合“围剿”，因敌我悬殊太大，支队长殷禄才、政委陈华久英勇牺牲，成员大部分牺牲后，支队失败，前后坚持斗争达12年之久。